8

下午国庆来找我，没什么事，只是让我陪他去一趟邻市，一百五十公里的路，开他的车四个小时可以打一个来回。如果他要再喝点酒的话，三个小时也有希望。

国庆是我的好兄弟，从小学一年级一起旷课逃学不完成作业开始，我们的友谊维持了二十多年。他现在开一辆小飞虎货车，每天都靠在建筑材料市场里打扑克或者麻将。这种训练使他的眼睛变得特别敏锐，一看到漂亮姑娘他就会兴高采烈地冲上去问：“用车吗？”

他父亲开了一家很大的建筑材料公司，生意很不错，而且他父亲只有他这一个儿子，因此他一点也不缺钱。对他来说，开车纯是为了乐趣，开小飞虎货车更是为了乐趣，反正车便宜，不怕撞。

我没什么事，就陪他上了路。在路上，他告诉了我去邻市的原因：他刚交了一个女朋友，家住那里，上个星期刚从他那儿借了一笔钱回家，说是父亲有病。但他怀疑她撒了谎，所以要亲自去探一下。

“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可不能打没把握之仗。”他说，“我怎么听她怎么像是东北人，一口正宗的东北话，怎么听怎么是，可她非告诉我她从来没去过东北。这让我怎么信她？一听就是瞎话嘛。咱又不是傻子，你说是不是？我在她身上已经花了大把银子，到最后要是弄个人财两空，那我哭都没地儿哭去。”

我理解他，也明白他现在的心理，他现在既怕她骗了他，又怕她没骗他。

我挺困，坐在车上就睡起来。他见我闭眼就把我捅醒，一闭眼他就叫我，来来回回三四次之后他说，拉你做伴就是想让你陪着我，大白天你睡个什么劲嘛？

我说我昨晚没睡，去当流氓来着。

他一听顿时来了精神，说你那流氓是怎么当的，快说来听听。

我忽的就想起了丁艳梅的样子，回忆中，她被重新装扮了一翻，显得更漂亮，使我在这飞驶的货车上就陷入了遐想，想入非非。

有了她的影子的陪伴，这一路的行程并没感到多么烦闷，她确实挺能提神的。在这一路上我甚至都想过，如果这辈子天天跟她厮守在一起，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

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经常性地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她？

国庆猜的没错，他手头的那个地址是一家百货商场，往后是一家寿衣店，往前是一家公共厕所。哪儿都没有她的影子，她就是一个骗子。

在回青岛的途中，国庆骂了一路，只要是能想起来的和恶毒沾点边的词，他都骂了出来。

回青之后，我们找了一家小饭店，没喝酒，简单地吃了点饭，三口两口就解决完。然后我们各自回家。按照我的估计，今天会有大事发生。

果然，当天晚上我就病了，体温达到三十九度。浑身冷得要命，牙齿都在不停地打颤，可盖上厚厚的被子又热得出汗，把内衣都湿透了。冷热交替给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浑身的关节都在发紧，嗓子里像被放进了一盆仙人掌，胸腹间的空气似乎已被吸尘器抽尽，脸憋得通红。我甚至感觉自己就要死去了，生命正在一点点地离我远去。

这时候我在想，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代价，昨天晚上也不例外。这不能怨别人，要怨只能怨我昨晚上行为太过放纵。

有得必有失，天底下没有白占的便宜。你在这儿占了便宜，在别的地儿就得吃点亏，老天对谁都很公平。

半夜里起了风，我躺在床上竖着耳朵听，那动静就像是一个摇滚乐队在演奏交响乐，忽忽悠悠，乱七八糟，里面还夹杂着另一种声音，是酒瓶子炸开的声音，一个连一个的炸。没错，那声音绝对是酒瓶子的声音，而且是青岛啤酒的瓶子，我能听出来。

在破碎声中，我恍惚着又看到了丁艳梅的裸体，她的身体就像酒瓶子那样光洁，极富质感。

9

丁艳梅给我打手机时我正坐在海天大海店的咖啡厅里喝咖啡。我在这儿喝咖啡的原因是我闲得难受，而稿子又写不下去，就只好出来乱窜。好在这家酒店离我住的地方挺近，稀里糊涂的就走了过来。

我对这家酒店的印象很不好，我觉得酒店的服务员对我好像有意见，因为我只要了一杯咖啡，而咖啡是咖啡厅里最便宜的饮料。这具体表现在服务员给我的那个咖啡杯怎么看怎么脏乎乎的，就跟没洗干净一样。我挺生气，就不停地让她给我换杯子。换一个我嫌脏，再换一个我还嫌脏，最后她也生气了，干脆理直气壮地问我，你到底是来喝咖啡的还是来检查卫生的？

我说我闲着，你也闲着，闲着是一种罪过。

小姐白了我一眼，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没听清，但不用听清也知道那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她肯定是在骂我。

这时候，丁艳梅的电话打了进来，她办事干净利落，说话也直接，一句废话也没有，上来就奔主题，她说她怀孕了，责任在我，现在得想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消息让我把刚刚塞进嘴里的满满一口咖啡给喷了出来。我感觉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脑子都有些反应迟钝了，只知道抱着电话不停地喊：“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你能不能再说一遍？有没有搞错呀？怎么就那么巧呀？”

“事实已经这样了，你说什么都没用了，还是想想解决的办法吧。我现在没法多说什么，晚上六点，我在黑蜘蛛迪厅等你，咱把这事给弄明白，不见不散。”说完后她扣了电话，扔下我一个人在服务小姐幸灾乐祸的眼神中发着呆。

我又要了一瓶啤酒，一饮而尽，这次再没有计较杯子的好坏，我是直接对瓶吹的。我吹得太急了，愣让啤酒把自己给呛着了，喷出来的酒水把胸前的衣服都打湿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就是在酒后狂吐也都是吐在别人身上，绝不会殃及自己。

丁艳梅跟我约的“黑蜘蛛”是青岛一家比较有名的迪厅，有名的原因是这里人多且乱，而且摇头丸卖得特便宜。在那里我觉得眼前的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摇摆，有真吃了摇头丸的，有假装吃了摇头丸的，反正眼前的所有脑袋都在晃，好像不晃就是可耻的。

这地方挺不错，人声嘈杂中谈什么都挺适合，大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舞池里那些身材标致的姑娘身上，乱七八糟中没有什么人会注意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人能听到我们的谈话。

　　她说：“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要把孩子做掉。”

　　我说：“我没意见，你怎么想就怎么做，身体是你的。”

　　她说：“那你陪我去吧，医院得让家属签字。”

　　我说：“行，随你便。”

　　她说：“我需要钱，现在我手头紧，算借你的，以后还你。”

　　我钱包里大约有四千块钱，我数也没数，都掏了出来，扔过去，然后告诉她，今天你结账。

　　她数了数后说：“这是四千三，我给你写个收条。”

　　我摆手说：“用不着，你写了条我也记不住会扔在哪，这钱就算是我给你的营养费，用不着你还，我这可不是施舍，我本来就有责任，你明白的。”

　　她没再勉强，把钱塞入自己的钱包后冲我说：“咱们跳舞吧。”

她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而仅仅是在通知我，没等我起身她就摇晃着长发冲进了疯狂舞动的人群里。她的身体在音乐声中夸张地摇摆，脖子不停地呈圆周形的旋转，长发在她身后左右飞舞。那一幕给我的感观带来了强烈的剌激，我感到她受伤了，而且伤得挺重，以致肢体的疯狂摇摆也丝毫不能掩饰她的空虚。

她就像是一只困在笼中已经筋疲力尽了的大鸟，奋力拼出最后一丝力量振翅高鸣，那声音真让人心碎。

很是奇怪，从她身上联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她上身穿一件露脐衫，下身光腿穿着一条短裙，脚下踏着厚厚的松糕鞋。这是这座城市里今年最流行的少女装束，人群里随处可见，没有丝毫的惹眼。换句话说，她的装扮在万紫千红的少女丛中显得很平庸，怎么找也找不到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舞厅里的彩灯不停地乱晃，晃得人眼晕。灯火闪烁中我盯了她半天，然后发现刚才的判断并不怎么准确。她的样子其实挺“酷”：高昂着头，身体自由地舒展着，完全陶醉在音乐中，像个自由的天使。她舞得很好，柔软的身躯大幅度地起浮，极具专业水准，足以使高台上的领舞小姐相形见绌。

她跳下舞池来拉我，让我一起跳，我争不过她，就陪她跳了一会。这种运动很是考验人的体力，没一会儿我就出了一身汗，身体几乎要虚脱，我很久没有这么剧烈地运动过了，身体的关节都要生锈了。

这一晚，她和我都成了迪厅中人人注目的角色。

去医院的那天，她和我又成了医院里人人注目的角色。

我们坐着出租车从市南一直绕到市北，因为她说要找一个离家远的医院，怕碰到熟人。她思维的敏捷与周全很让我佩服，在我看来，一个新手要注意到这些细节是很不容易的。但她做到了。

一路上我没跟她说什么话，也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事情已经到了这程度，说什么都是多余，那些多余的话只能惹她伤心。

10

在医院里我们吵了一架，这是她事先要求的，因为她觉得做这个手术应该有个理由，至少在医生眼前应该有个合适的理由。我们吵架时发出的声音很大，吵架的内容也很具体，因为只有这样别人才能够搞清楚她做这个手术的主要责任不在她。

我们按照剧本一声比一声高的在医院里大吵特吵，吵完后，我平静地陪她去办了应该办的手续。现在的医院对这种事的态度几乎就是麻木，除了收钱别的根本不闻不问。不过这样也好，省得我们还得再费心思编瞎话。

之后，我觉得对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都尽到了责任，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我的义务都尽到了，在她面前我完全可以昂首挺胸了。

我在医院里等了半天，直到抽光口袋里所有的烟，抽得我晕晕乎乎的，就像是喝醉了。

门外等着很多跟我一样的哥儿们，大家见面时都心照不宣地笑笑，很是有趣，也很是尴尬。

手术做完之后，她的脸色很难看。我把她扶上停在门口的出租车，塞进去，然后扔给司机两倍的车费，让司机把她送回家，一直送到家门口。

我给丁艳梅打电话，问：“你身体怎么样了，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她想也没想就说：“还行，死不了！”

我说：“别客气，有事你就说，把你弄成现在这样，我有责任。你说什么事吧，我帮你办。我想替你做件事。”

她说：“真没事。”

我没话了，不知道接下去该再说什么，就只好捧着电话愣着。

她说：“你没事了？”

我说：“没事了。”

她说：“谢谢你，现在我想睡觉，我累了。”

这时我才想起来应该干什么，我应该没话找话。于是我说：“今天天不错。”

她愣了一下，说：“你说什么？”

我说：“今天天不错，又刮风又下雨的。”

“你有毛病是不是？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我没事，死不了，就是死了也赖不着你。”说完后她扣了电话。

我拿着话筒发了一通傻，感觉自己这电话打的纯粹是多余。

11

　　这阵子我的情绪很不稳定，常常会没来由地产生种种烦躁感。为此我去看过医生，他们在给我做过一系列收费极高但却毫无用处的检查后说，我得的是一种城市综合症，是城市人工作生活压力太重的具体表现。

我觉得他们是在胡说八道，我既没有工作，生活也很自由，哪儿来的压力？

好在那种烦躁感并不是时时都有的，更多的是郁闷、是发疯。很多人都这么评价我，除去人情因素之外，这种评价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在城市里，精神完全正常的男人太少了，这是城市功能所造成的。在我看来，疯和执著几乎是等同的，我完全可以疯起来什么都不顾什么也不想。每到这时，我就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在城市中生活的行为艺术家，正在进行着一项又一项的行为艺术。

这样的结果是很多时候连我自己都会认为自己的思维不是太正常。

好在发疯的人太多了，多我一个不算多，少我一下也不算少。

我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走上楼顶的平台，我可以毫无顾虑地正视那缓缓而来的黄昏，不需要丝毫的遮掩。黄昏下的夕阳很艳，楼下的车流如潮，车祸频发，一声比一声大的骂街与喇叭声乱得沸沸扬扬。我扶着横杆冲着空中一次又一次地大吼，一遍又一遍地大骂。我不知道自己在吼些什么，也不知自己在骂些什么，但我认真地投入到了其中，这行为本身就让人觉得痛快。

痛快的发泄通常会使我满足，让我感到放松。我的声音在耳畔炸响，越来越大，简直就要把自己送上半空。这一幕太刺激了，但我还嫌不够。最终，我撕开衬衣，赤裸着上身，将衬衣撕成两半，将它们混着我的骂声一起扔了出去。

　　碎衣片忽忽悠悠，像两只起舞的蝴蝶，在这座城市的天空中盘旋、飞翔。

它们最终肯定会落下，但落到什么地方，是行人头上，还是臭水沟边，那就没准了。

12

对我这种年龄的人来说，友情是最最无聊的东西了，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用。当然，说是这么说，除了那些酒肉朋友之外，我还真有几个说得过去的朋友，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我们可以一起打群架，可以一起泡酒吧，也可以一起到歌厅找小姐，还可以互相争着替别人付小姐的小费。但谁也不问谁借钱，因为大家都明白，谁也不可能从谁身上借出钱来。

小风此前一直跟着国庆混，跟国庆混的原因是他想从国庆他爸那儿折腾出点钱来。据说小风是个骗子，但他的生意做的很好，骗来骗去，骗去骗来，从没看他失过手。他是做广告的，但他总说自己是骗子，广告这种生意就是骗子的生意，做的好就是没失过手，失手就得关门。

在我朋友中，小风是最算得上朋友的一个。他老是喝醉。除此之外，他唯一的爱好就是买彩票。按照他的说话，他已经发现了彩票的中奖规律，他，就要成为富翁了。

每个人喝醉之后都有自己独特的毛病，小风的毛病就是对人亲热，让人没办法不感动的亲热。我经常能享受到他这种亲热，于是自然而然地就把他当成了朋友。

老有人觉得我们可能是同性恋，但熟悉我了之后就会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一碰到漂亮姑娘，我们俩的眼睛睁得一个大过一个。

好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一起爱上了一个姑娘。后来他赢了，那姑娘最后成了他的老婆。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远了很多。

最近这阵子，青岛每天都在刮风，吹得落叶飘摇，让我心里痒痒的，跟风一样。

我又见到了小风，是在青岛一家挺有名的酒吧里，当时我一人闲得难受四处乱逛，稀稀落落的人群里，我看到了他。

他拎着一整瓶芝华士，在酒吧里游荡，他又喝醉了。

我过去扶他，说我是卫捷，咱们以前是哥儿们。他抬头看看我，说是你，我记得你，来，喝酒，我请你喝。

我不想喝，但他已经把酒瓶子举过了头顶，于是我知道，如果我说不喝，那酒瓶子就会砸向我。

于是我很不客气地把他已结帐的那瓶芝华士全部喝光了，连底都没给他留。我的壮烈让他直伸大拇指，不停地说好，好，好，太好了，哥儿们，你真江湖！

当然，他醒了之后就得换另一种方式夸我了，因为我还以他的名义要了三盒泰山烟、两瓶长城干红、一个大果盘。

我从来都不愿意给别人充大个儿的机会，这是我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之一。

13

　　我去海天大酒店的咖啡厅时，王萍已经到了。她一头红发，嘴唇发黑地坐在欧式的咖啡桌后面冲我招手，就像个洋妞儿。我刚坐下，她就告诉我，她跟郝亮离婚了。包括度蜜月在内，正好两个月。

　　我正奇怪这时间的巧妙时，她伸手挑了一下我下巴说：“我现在闲着了，你有机会了。”

我赶紧摇头冲她说：“我今天约你出来不是为这事，你要真有这念头，咱们以后再谈，反正大家都有的是空，闲着也是闲着。”

她呵呵地笑，说：“我知道你找我想干什么，你们男人我太了解了。”

　　熟悉的女服务员满脸笑容地朝我们迎过来，用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今天要特别向我们介绍的酒水是“红粉佳人”。我很清楚这里的“特别介绍”是什么意思，但王萍不知道，她笑着看看我说：“这酒的名字真好听，咱们就来这个。”

　　“红粉佳人”很快被端了上来，它的外表很好看，有红有绿。它的内容也很有特色，红的是西瓜汁，绿的是西瓜皮。

　　王萍看着我，很奇怪地问：“有没有弄错，这就是‘红粉佳人’？”

　　女服务员露出比刚才更美丽的微笑，说：“是，这就是‘红粉佳人’。”

　　我笑了，笑得前仰后合。

　　王萍也笑了，她冲小姐骂道：“你们真他妈的会起名。”

我跟王萍其实并不熟，她不过是我那“栖爷”朋友郝亮两个月前的老婆，我见她的次数加起来也超不过五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亲热得不得了。她说起离婚来根本就没当一回事。她说这样挺好，高兴就在一起，不高兴就分开，谁也不欠谁的。这就跟强力胶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有粘性，那大家就粘在一起。等时间长了，粘性消失了，谁也懒得理谁了，那大家就分开，这对谁都好。

最后她说：“你们男人最没劲了，没劲到了极点。”

　　我问她：“什么时候想起来要离婚的？“

她哈哈笑，然后告诉我：“从跟郝亮结婚的那天起我就想到了离婚，男人太没劲了，真不如找个女人来做伴。”

我说：“你傻了呀，你变态呢？”

她嘿嘿地笑，说：“我是双性恋，男女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