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正好相继看了两个片子:一部是纪录性的故事片，一部是故事性的纪录片.前者是我最喜欢看的法制类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偷性者的故事;后者则是我非常喜欢看的影片类型，讲的是一个偷车人的故事.这偷性的人和偷车的人虽都有偷心，但由于偷的东西不同，道德评价和社会舆论也就有很大的不同。表面上看来，两件事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碰巧两个片子是接踵看的，所以很自然地我会把两者放在一起考虑，越想越觉得两者有许多可以比较的地方。

我先说那偷性的人.周克财,今年34岁，是从安徽来上海打工的外来务工者,在家乡有老婆孩子;余桂红,今年28岁，也是安徽人,离异，在上海一家发廊做发廊妹。

 

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发廊比原先的米店还要多.有时路过，就可以看到发廊妹们袒胸露背地隔着玻璃窗向路人骚首弄姿做轻佻状;而在有些时候，发廊妹们更大胆，干脆站在店门口，主动出击地拉客人.发廊妹们头发往往都染成那红的绿的，让我想起《西游记》里的小妖来;她们一个个张着迷惘的眼睛，色诱着过往行人,搜索着她们的目标.她们的主要目标,是那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的外来农民工们,和城市里欲望膨胀的花心男人们.有幸逮着一个，不弄他个钱袋空空，发廊妹们是不肯罢休的。这些发廊大多都是暗地里的窑子，大家都心照不宣而已。敲得太狠了,搞得太疯了，警方会跑来冲击一下，罚上几块钱，那只不过是这类场所的蝇头小利而已。更有那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的“现管”们相助，使得这类场所藏污纳垢的,野火烧不尽，野风吹又生。

这余桂红身高一米五五,姿色也平常，可就像俗话说的,金瓜配银瓜，西葫芦配南瓜，总有那西葫芦型的看上她这南瓜型的。余桂红和她那些同行的发廊妹们一样，总有三两个固定的搭子，那是长期饭票;也有过眼烟云式的流客，时不时地捞上一票贴补贴补.余桂红的两个老相好，说来可真是天作之合，一个姓黄一个姓乌，配上可够漂亮的，红配黄富丽堂皇，红配乌黑里透红，都够抢眼的。红在这两人当中更倾心于那乌，和乌已经不是偶然凑在一起地零敲碎打了，成了一对野鸳鸯，干脆同居起来.这还不算，余桂红年龄不大，胃口倒不小，又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周克财吊上了。周克财每年过年还不一定回家一次呢，这远水解不了近渴，正是于桂红之类的风尘女子们瞩意的对象.一个贪欢一个要钱,周克财很快就成了余桂红的散户;一来二去的,几次下来，周克财那点血汗钱,都投进了余桂红那无底洞了。

周克财和那些外来农民工们心思都差不多.身强力壮的,又时逢青壮年，正是性欲最强的时候;好容易挣点钱，除了满足基本的吃喝之外，会身不由己地往余桂红之类的娘们那里扔。明明知道家里的妻儿在等米下锅呢，可就是挡不住那诱惑.但是，他们这些靠苦力挣钱的人，又有一个共通的心理，性欲上来的时候，不顾一切地要死要活地，散尽钱财在所不惜;可是，手里那点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毕竟是拼命换来的呀，花的时候，又会后悔不已.这种心理太像毒瘾发作时的瘾君子们了。

人们经常赞美伟大的爱情，又十分鄙视那吸毒的人;在我看来，性欲上来的时候，那副要死要活的样子，那种不顾一切的样子，那种低三下四的样子，和毒瘾上来的人也没有太多的区别.只是一个人们认为正常，而另一个人们认为不正常罢了

2007年1月14日，周克财又来了感觉了.他急不可耐地打电话给余桂红上门服务;来了生意,余桂红自然喜不自禁.两人一番鱼水之欢之后，矛盾发生了转化.对周克财来说,主要矛盾由极不可奈的性欲问题,变成了怜惜钱的问题.但是,对于已经付出了的余桂红来说,是不肯轻易善罢甘休的.这样的纠纷起因,我们已经从法制节目里看到了无数起.就像人们要用钱的时候，求着向人借钱;用了别人的钱之后，又不想还钱的道理一样。完事了，周克财很快也就忘了那欲念膨胀时的想法了;他捂着钱袋子，不想给钱了。余桂红哪肯呀，她就是做这生意的，光卖不要钱，她可不想做这赔本的买卖。这类女人，你别希望她能扮演那软弱的角色，女性中当然有很多柔弱型的，可是那类人不会出来做这种买卖的，出来的女人狠着呢。余桂红开始和周克财大声争执,再发展到大吵、大骂、大喊、大叫、大嚎.她不怕折腾地天翻地覆的，那是要脸的人的想法;她们这号人,是靠卖脸吃饭的，脸没有钱重要，当然不在乎叫得左邻右舍都知道了.可这做嫖客的人，你别认为他们也都是那不要脸的家伙.看上几档法制节目，你就明白了,嫖客们在被警方冲击的时候，都低声下气地哀求警方不要将他们的丑事曝光;他们不想让单位领导和同事知道，更不想让家里的贤妻良母们知道，否则得话，可没脸没法做人了。此类男人都是这样,欲念上来的时候，顾不上脸了，也顾不上钱了，热昏了头;一旦由于欲念的满足而冷静下来，或是由于警方的从天而降而受到震慑，就会马上冷静下来，冷静之后，也就知道钱是怎么回事,脸是怎么回事了。

面对妓女突然之间变成了疯女，荡妇顷刻之间变成了泼妇，嫖客们往往一时难以适应.这时候，周克财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赶快制止余桂红的疯狂举动，让她不要再嚎叫了。周克财先是被性欲烧得发昏，然后又被于桂红叫得发怵，慌乱之中,他将余桂红抓住，把她的头拼命地往墙上猛撞，致余当场死亡.然后,丧心病狂的周克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将这死余塞到床底下藏匿;第二天，再将其抛尸在田林地区的沿街河道里。

2007年1月29日，余桂红的尸体飘上河面，被晨练的老人发现.经过五天五夜的侦察，田林派出所的干警们,将周克财抓获。并

获。并由此追查出周克财分别在2001年和2006年,还曾在福建的厦门和安徽的黄山,两次将两名卖淫女杀害在山上。

这类的案子也是现在经常听到的一类案子.年富力强,又远离他乡的外来务工者需要性;出身低微,又没有任何技能的乡下外来妹们需要钱，这成了外来务工人员云集的大中城市的特有现象.要想管住两人的偷性交易,怕是神仙也没有办法。男方又想交易又可惜袋里那薄薄的几张钞票，女方却不依不饶,麻烦也就打这儿来了。对这样的杀人犯，法律自会严惩;但是，想一下我看到的另一个故事，我们会对此类案件,多一份理解。

这另一个故事是我看到的一部现实主义体裁的影片，这就是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一部早期意大利的黑白影片--《偷自行车的人》。影片的故事很简单，人物也很简单，但是，却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这部影片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故事的逻辑性和对故事发展的铺垫,都恰到好处。

人到中年的主人公安东尼奥，在意大利战后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也和许多其他的意大利人一样，家境艰难.在人们疯了似地争抢饭碗的时候，他好容易抢到了一份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在大街上贴广告。这个工作不需要太多的技术背景，也不需要太多的其它能耐，能登高、能刷浆糊，能把广告贴平了,就成。可是，这份工作也对工作者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满大街跑着贴广告，光靠两只脚不行，它需要一件最基本的辅助用品，那就是自行车。好容易变卖了家里的铺盖,勉强凑钱，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却不料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让小偷把车偷走了。接下来的日子，安东尼奥为了这生活和工作的必需品，疯了似地满城跑着,试图找回他的自行车。可是种种努力,种种磨难之后，他并没有等到人们希望的那种苦尽甜来的结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的心开始从上升转化成堕落;他禁不住别人车子近在眼前,旁边又没有主人的诱惑，一时心迷，偷拿了人家的自行车。然而，别人偷了他的车，他在后面大喊大叫，没人帮他;他偷了别人的车，好像全城的人都跑出来抓他了.很快地，他的挣扎和反抗变得无济于事，他被人家逮着了;极尽羞辱了一番，人家看他带着个孩子怪可怜的，放了他一马，没有拿他去见官.但是，他的车又在哪里呢？没有了车，他的工作又怎么进行呢？

看着这个片子，我一点也不痛恨安东尼奥的偷窃行为，我对那个社会,对那个时代老百姓的艰难生活,给予了深深地同情。为什么我对安东尼奥这样的由丢车者、寻车者变成了偷车者的转变,不感到气愤呢？是因为我觉得，他本来是想过正常生活的人，是一个安分守己又遵纪守法的公民，可是，他没有办法，别人偷了他的车，让他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他为找车已经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倾注了非常大的心血了，他太想要辆车了，车，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生活，没有这辆车，他不知道全家人靠什么去生活。

想明白了安东尼奥在万般无奈之下的偷车，就会更理解周克财们情急难耐之下的偷性.我们可以看到,犯罪者中有一类人,并不是他们天生有犯罪的细胞，他们也想过正常的日子，也想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可是，他们又有正常的七情六欲和生活需求，他们也曾经想过过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某些客观的原因，他们的这种正常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他们的心理,也就会因此而发生变化，从合法走向非法，从良民变成罪犯。

我们当然要打击犯罪、严惩犯罪.但是，这种严惩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正常生活需求的话，这样的悲剧既使再严惩，也不可能禁绝。人，首先是要活着，要能活下去，其次才谈得上守法和守道德的问题。我们的社会要想安宁，要想减少犯罪，就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我非常地关注农民工这个群体，他们出身卑微又一贫如洗，但是，他们也有正常人希望正常生活的权力，靠压、靠打、靠惩罚能不能让他们就不再有那正常人的欲念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国家虽然也想了一些办法，想极力改善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可是大家都能看到，这种想法和做法,目前还只是一种象征性地安慰而已.在国家没有更切实的、更人性的措施出来之前，这样的事情是很难被杜绝的。